张志鑫、钱晨：《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载《当代经济管理》2024年第3期，41~54页。
编辑部推介词：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管理学可谓是近代以来的舶来品，自清末、民国之初以来，大量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典籍被译入国内，至今已逾百年发展历程。纵观18世纪以来的西方经济学典籍，不乏如魁奈、布阿吉尔贝尔等重农主义先驱饱含人文关怀的精彩论断，也有诸如坎蒂隆、杜尔阁等实业家和政治家对经济规律的早期探索，另外也充斥着不少与后世社会现实情形格格不入的长篇累牍。经济学家们在努力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但即便它是一门科学，也有其适用性问题。原本可能就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如是。卡尔·波普尔（1957）曾说：科学的问题总是因为人们需要某种解释而被提出来的。与自然科学不同，社会科学难以实现人工隔离实验，不仅是因为社会科学中存在诸多难以准确测度的参数，也由于社会科学实验中最主要的参与者是人。
张志鑫、钱晨学者的《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一文，立意高远、行文上佳，论文题目中的“反思”“破”“立”也表明了作者对当前管理学研究状况的鲜明立场，读之不禁让人叫好、为之一振。于是，借机推荐以飨学者，并分享三点感想如下：
一是以数理模型应用为主要特征的计量经济学实际上只是整个经济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较小的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数理模型的可靠性，是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劳伦斯·博兰德也曾做过不少反思工作。张志鑫、钱晨学者的文章用笔犀利，敢于针砭学术时弊，认为当下管理学理论研究“迷信科学方法炮制‘学术作品’”，偏离了学术本源。
二是即便模型是可靠的，也存在适用性问题，那么发掘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则大有可为。该文论证精彩，认为“若将西方理论直接应用于中国情境，仅是完善和检验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属于理论应用范畴，是‘中国的管理理论’（管理理论在中国）”，并指出：“中国文化的深层内核性导致中国管理模式不同于西方管理，中国企业带有本土文化和社会特征痕迹，由此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呈现鲜明的中国文化基因。中国管理理论研究者应将管理根植于历史文化之中，缺乏对中国文明和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缺乏对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真诚敬仰，中国管理理论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因此，构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就需在千载之久的华夏历史中汲取先贤智慧，让文化成为我国本土管理理论的策源。”
三是管理学应该将研究对象和关注重点放在企业层面，特别是应注重从案例层面发掘管理学启示，这应是经典管理学的最初起源。否则大量使用上市公司时空数据，管理学研究都成了计量经济学或公司金融学。该文引入对“鞍钢宪法”案例的简析，畅想了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的道路，也使理论有了生产实践管理活动的源泉。
同行评议人推介词：
时代迫切呼唤原创性的中国管理理论（一）
——《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评介
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历史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近40余年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此种跨越式的发展对应的是复杂而多变的管理现象。因此，深入研究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成为当前学界和企业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张志鑫、钱晨的《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一文（载于《当代经济管理》2024年第2期），切中时弊，审视了中国管理学理论相对于现实管理实践的滞后问题，进一步阐述了在历史和文化视角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文化与经济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经济的强势崛起，必将伴随着文化意识的觉醒，充分运用中国的文化精神解释中国的社会现象，是国家和民族的殷殷期待。正如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西方学者如马克斯·韦伯等开始运用新教伦理来解读其经济行为一样。中国这样一个拥有超广阔地域、超大型人口规模的国家何以能够在这40年来强势崛起，与中国拥有超悠久而又深厚的文明、超长的历史经验，一定具有重要而又密切的关系。
该文作者指出，“构建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就需在千载之久的华夏历史中汲取先贤智慧，让文化成为我国本土管理理论的策源。”事实上，一些颇具中国特色的管理现象和管理理论已经引起了学者关注，例如“家族企业”“阴阳管理理论”“身股制”“中庸”等，都在不同程度上解读了中国人的管理模式或行为模式。然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正在发生重大而又深刻的变化，中国企业界在多个方面寻求更具有符合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管理方案，对优秀传统文化中有益于当代企业的文化要素开展了颇具成效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遗憾的是，这种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构建与探索仍远远落后于企业发展实际。自2010年4月以来，我们课题组围绕30多家企业深入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管理的实践，开展了长期的跟踪调研，发现“超家族主义”“天下格局”“修齐治平”“家国一体”等精神，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一些优秀企业家所坚持和运用。事实上，这些精神也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体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精神和家国情怀，这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的文化根基和民族脊梁。因此，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还需进一步创新和深化，以更好地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管理现象，本文在此领域开展了有益的探索，不仅提供了理论洞见，还指明了实践路径，这对于进一步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价值。
（华南理工大学 晁罡教授）
时代迫切呼唤原创性的中国管理理论（二）
——《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评介
党的二十大标志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该阶段对中国特色和本土理论的构建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管理学学者也责无旁贷。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传承老一辈科学家以身许国、心系人民的光荣传统，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这一方针下，管理学不仅应聚焦于纯粹的学术追求和真理探索，而且还应致力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福祉。这不仅是一个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现实需求。因此，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的构建既需要基础性的理论创新，也需要具备对实际问题的深刻洞见和解决方案。
载于《当代经济管理》2024年第2期的《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一文（作者张志鑫、钱晨），不仅是一篇立足于中国特色和现实需求的管理学杰作，而且精准地捕捉到了国内管理学研究面临的挑战与瓶颈——科学精神的缺失和主体间性的解耦，还从历史与文化角度展示了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可能性和路径。文章所提出的总体策略思路—蓄势学术自信、架梁话语体系、反躬中国实践和弘扬科学精神—不仅富有洞见，也与我在探究护工身份认同矛盾方面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我过往针对护工主题的系统研究中，我感受到定性与定量方法各自的优势与不足，二者的结合更能带来对问题本质的系统性理解。相对于西方主流理论对白领或精英知识工作者的关注，农民工、清洁工、护工等体力劳动者在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占更高比重，而其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与管理方案也需要进一步的进行深入探索，仅仅是将西方理论在中国情景进行复制与验证是远远不够。在开展这一符合“劳动者应建立更有尊严的职业身份”的时代号召的研究过程中，我也体验到了更高层次的价值感与意义感。
该文以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态度，体现了年轻一代管理学者的“破”与“立”的意识，呼吁中国管理学者应“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管理学研究不能只服务于学者的个人发表数量、职称目的，而应该以企业、社会、国家需要为先，探究经世致用之“学”，凝聚治事救世之“术”，向世界贡献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因此，我强烈推荐此文，并期望它在推动中国管理学，特别是本土化管理理论建构方面，可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华南农业大学 徐光毅博士）
时代迫切呼唤原创性的中国管理理论（三）
——《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评介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企业管理模式依赖于西方的管理范式，一味模仿所谓的海外先进管理经验，造成本土化的管理创新未见起色。诚然，借鉴西方管理模式对我国的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做出了贡献，但是其边际贡献持续衰减。因此，我国企业发展迫切需要基于本国特色的中国管理理论。正如张志鑫、钱晨学者《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一文（载于《当代经济管理》2024年第2期）所述，中国管理学实践基础已然屡经蝉蜕，生搬硬套西方管理理论作为指引中国管理实践的“圭臬”无异于“削足适履”，如何构建有价值的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已“近在眉睫之内”。
当前的管理学理论“生产”于西方，中国管理学者某种程度上是“消费者”，但是建立在西方哲学背景的理论知识难以回答中国情境的管理问题，而对中国管理实践具有指导力的必须是中国特色的本土化理论体系。就如文章所提到的鞍钢宪法，鞍钢宪法是中国本土诞生的，是中国管理学者建构本土化管理学的重要资源，同时也与中华民族历史中的“和”精神一脉相承。它与西方管理过度强调精准控制和理性控制所不同的是，更加关注关系和谐以及以人为本的思想，缓解了异构管理主体因身份分割而造成的情绪对抗和关系冲突，体现了管理的温情，诠释了管理就是管“事”+理“人”。
值得一提的是，发展中国特色的管理学，不仅仅只是构建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若仅仅是服务本土的管理知识体系，这会造成管理知识传播过程中的相对封闭的“内循环”。构建管理学体系的“中国话语”地位并不意味脱钩于国际学术体系，也不应成为管理知识全球化传播中的“休止符”，而应成为中国本土管理知识“再全球化”的“吹哨人”，因此，现阶段中国学术界的使命既要努力构建中国情境管理理论，也要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转变成世界性知识，只有如此，才能让丰富实践的“中国故事”及其管理理论在世界领域认可。
（山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孙颖副教授）
[1]张志鑫,钱晨.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研究的现实反思和破局而立[J].当代经济管理,2024,46(02):41-54.DOI:10.13253/j.cnki.ddjjgl.2024.02.005.
